“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。”——这句看似朴素的民谣，在1644年的中原大地却成为时代转折的注脚。歌声在村镇间传唱，迅速从关中传至北京，仿佛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辟了一条通往帝都的道路。彼时，大顺军一路高歌猛进，民心所向，而北京城内的大明王朝却已风雨飘摇。自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东征至三月十七日兵临京畿，大明境内除宁武关等零星据点外，沿途城池官民大多敞门迎降。大同、宣化、怀来、居庸关、河间等地接连陷落，噩耗接踵而至，北京逐渐如同孤舟，孤立于风浪滔天的局势中。
然而，就在大明气数似乎已尽之际，局势却出现了微妙的转机。李自成竟派人前来议和。据《小腆纪年附考》记载，李自成的条件是：“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，退守河南……闯既受封，愿为朝廷内遏群寇，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。但不奉诏与觐耳。”换言之，他要求被封为“西北王”，索取百万两犒军之资，同时允诺协助明廷平定境内叛乱，甚至出兵抵御关外清军，但前提是与崇祯平起平坐，不再受其节制。如此条件令后人百思不解：既然李自成已握胜局，为何仍提出“城下之盟”，似乎还给大明一线生机？
展开剩余65%若要回答这一疑问，须从李自成自身处境出发。其一，他并未真正做好改朝换代的准备。大明传国已近三百年，正统观念深植人心。李自成虽然在西安称帝，但那与攻占京师截然不同。东征之初，他或许并未计划直逼北京，而是因一路顺利，地方官绅纷纷开门迎降，才不知不觉间推进至帝都城下。骤然面对这场可能改朝换代的剧变，他自身心理与政治上的准备都极为不足。
其二，北京城非一日可下之地。城池高大坚固，历来为北方屏障。若强攻而对方拼死守卫，恐怕大顺军难以速胜。宋辽之战中，十余万宋军尚在残辽守军的抵抗下惨败；明正统年间，也先兵临城下，终因于谦力守而无功而返。甚至清军多次入关，也大多绕过京师，不敢贸然攻城。李自成自然清楚其中凶险，他不能赌上百万大军的生死。
其三，外部勤王之军亦是巨大威胁。若围攻日久，吴三桂、左良玉、刘泽清、黄得功等地方劲旅一旦赶到，形势将急转直下。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人各怀心思，无一人真正驰援，但在当时，李自成必须严肃面对这一风险。
其四，大顺政权本身虚弱不稳。李自成虽号称百万大军，却多是临时拼合的农民军，各部之间缺乏凝聚力。遇利则聚，遇险则散，本质未改。士绅百姓多是迫于形势投降，表面顺服，内心却未必真心归附。一旦遭遇挫败，极易倒戈。外部更有张献忠、南方明军藩镇以及关外清军的存在。若贸然推翻明廷，李自成将同时面对四面八方的敌人，而其根基尚浅，未必撑得住。
基于以上种种考量，李自成主动议和，并非仁心，而是出于现实的利害权衡。他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足以立即接管庞大的明帝国，也担心仓促攻城后陷入困境。换言之，他希望在保持优势的同时，以较低代价达成政治目的。这并非儿戏，而是一种冷静的选择。正所谓“利益决定想做什么，实力决定能做什么”，李自成的抉择正是这一逻辑的写照。
可惜的是，谈判最终无果。明廷既未回应，也未能利用这次机会缓和局势。局势骤然紧迫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仅仅一日之后，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，明朝276年的基业至此覆灭。这场历史大剧，就这样在短短几日间骤然落幕，留下无尽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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